早在远古时期，现甘肃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而且草木丰盛，河流纵横。丛已发现的远古人类的遗物表明，大约在20万年前，陇东、河西一带就有处于原始群团阶段的远古人类活动。他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用粗糙的打制而成的简陋石器同大自然进行着顽强的搏斗。他们就是至今所知道的最早的甘肃居民。他们所生活的打制石器的时代，叫做旧石器时代。
大约在七八千年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远古人类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磨制石器的时代，甘肃地区的古人类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这个时期的古人类，抗拒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甘肃境内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时期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黄河以东的陇右地区，古人类主要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采集。河西地区古人类主要从事原始牧业河渔猎采集。
陇右一带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采集的古人类，在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4000多年间，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他们以女性为中心，组成一个个不大的氏族，若干个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有氏族会议河部落会议，共同决定氏族部落的大事及选举酋长。他们开始依靠集体的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
这个时期的陇右人，已经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所发现的占地600多平方米的会堂式建筑群，以及室内平整、竖硬、像水泥地一样光滑的地面，在迄今国内发现的同时代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铺地面用的混凝土，虽经5000多年的沧桑岁月，每平方厘米的抗压强度仍能达到100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硅酸盐水泥。
这个时期人类的生活用具主要是烧制的各种陶器。陶器的彩绘鲜丽，形象生动。在大地湾遗址发现的三足钵、三足罐等珍品，比在河南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还要早1000多年。
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陇右人进入了以男性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随着父权的确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氏族、部落仍然存在，但氏族的血统已经由过去的以女性为中心，改为以男性为主，男子成为氏族的中心。
新石器时代，河西地区的古人类与黄河以东的陇右人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很大的不同。河西人主要以渔猎和原始牧业为主，以后逐渐有了原始农业。他们饲养的动物有羊、马、牛、猪、狗等，尤其以养羊业最为突出。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河西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工具进步外，酿酒业的出现也证明了当时农业发展的繁荣。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松绿石珠、贝、蚌等物，有的海贝还被放入死人口中。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随着河西地区农业、畜牧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及商品交换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周朝、秦国的发祥地】

甘肃是周、秦的发祥地。据古文献记载，大约在夏商之际，居住在今陕西、甘肃之间，泾河、渭河流域的周朝的祖先部落，还是一个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部落。在经过改善耕作促进了农业发展后，周部落开始强盛起来，周文王灭商以前，战败了西戎混夷，把境域扩展到了今甘肃灵台县境内，当时称密，或称密须。
周文王灭商南迁后，甘肃东部又有秦人部落兴起。秦人的祖先最早定居在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本是古代嬴姓部落，属于“西戎之人”，和戎羌杂居。他们以游牧经济为主，并开始向农业经济过度。约在公元前920年左右，周孝王召秦的祖先非子到今陕西扶风眉县一带负责给周朝王室养马。由于非子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得到了现在甘肃清水、秦安、天水、张家川等地的一大片封地，并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南筑城建邑。秦族就以此为根据地，代周防守边疆，扩展势力。那时，秦的社会已进入了奴隶制阶段。周宣王时，封嬴王非子的曾孙嬴仲为“西垂大夫”。到秦襄公时，秦族的势力已相当强大。
公元前771年，居住在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的犬戎民族，攻破西周的国都镐京，也就是今陕西长安县昆明池北岸，并在今陕西临潼附近，将幽王杀死了。秦襄公出兵相救，于公元前770年护送周平王迁都到今河南洛阳。秦襄公因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给今陕西歧山县以西的土地，势力逐渐发展。秦襄公成为秦的开国君主。公元前714年，秦襄公之子秦文公将国都迁到歧山县东北部，当时叫平阳。
公元前280年，秦国在甘肃东部从临洮三十里墩的洮河边上起首，开始沿黄河河套修筑长城。这是战国末期甘肃境内最早的重大建筑工程。今甘肃境内的临洮、渭源、陇西、通渭、庆阳等县的秦长城遗址即始建于此时。
自秦昭王在甘肃建筑长城之后，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活动。从此有了西起临洮，东至辽宁的万里长城。
秦代甘肃东部长城，是当时甘肃自有历史以来最具规模的一次营造建筑活动，也是甘肃人民在秦朝时一次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秦长城西段的建成，对于保护甘肃东部社会经济的稳定河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武帝建四郡】

早在2000多年前，甘肃河西地区原为月氏、乌孙两国的游牧地区。在秦末汉初时期，月氏和乌孙相继往西迁移，河西地区完全被匈奴占领。汉初时，匈奴利用河西地势不断南侵，严重威胁着汉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朝廷的安危。公元前133年，汉朝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到公元前121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万骑，渡过黄河，出击匈奴，大败混邪王与休屠王，给了河西匈奴沉重的打击。这年夏天，汉武帝乘匈奴喘息未定，再派霍去病率万骑从几道出击匈奴，又俘获匈奴单桓王，酋涂王等。战果比前一次还大。从此，匈奴退出河西，河西划归汉朝版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也相继建立。
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汉在河西修筑了从令居到敦煌的长城要塞，东西长达500多公里。同时还沿长城设置“亭障”、“烽燧”，派大批士兵驻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开通丝绸之路】

河西四郡的建立，促使了河西地区封建制度的确立，加速了河西各民族的融合，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影响，为发展河西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高速发展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西就已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必经之道。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中国的丝绸，只是由于匈奴占据河西之后，中西交通才被隔断。汉朝在河西的行政和军事设置，无疑对丝绸之路商道的畅通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分为陇西段和河西段两部分。河西段早已成为人们熟知，而知道陇西段的人并不多。陇西段先后有四条路线。一条是自秦汉就开通的从长安出发，沿渭河经宝鸡、天水、陇县、越六盘山向西，在祖历河入黄河附近的渡口渡黄河。东汉出现的第二条路线是由长安到陇县后西行，越陇山后向西北经秦安、通渭到兰州西固一带渡黄河。第三条路线是由长安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从临津关渡黄河，经青海西宁西北，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第四条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咸阳、礼泉、彬县、长武、泾川、平凉过萧关口，经六盘山，过隆德、静宁、会宁、榆中到兰州渡黄河。
自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西各国沿着这条路进行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除互派使节友好访问、赠送礼物外，还彼此输送自己的物产和技术。西域的物品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除著名的大宛马以外，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物先后引进；西域的音乐、乐器及舞蹈艺术，也为中国的音乐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佛教、哲学、艺术的传人，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远影响。同时，中国大量的丝绸品以更大的规模向西域输出。同时输出的还有中国的铁器、手工艺品及养蚕、冶炼、灌溉、造纸等技术。
横贯整个甘肃中西部的“丝绸之路”，对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使甘肃在汉唐时期呈现着繁荣昌盛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三国时代的古战场】

东汉末期，经过激烈斗争，中国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当时的甘肃，分属魏、蜀两国。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陇南地区的大部分属蜀国的阴平郡、武都郡，其余部分大都在魏国统治之下。由于魏蜀长期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此，甘肃就成为魏蜀争夺的地区。特别是公元219年蜀失荆州以后，从诸葛亮到姜维，都坚持先取甘肃，然后由西向东攻魏。这就使甘肃，主要是陇右地区成为魏蜀争夺的主要对象。
公元228年，诸葛亮亲率大军攻取位于今甘肃礼县东部的祁山。但由于前锋马谡在一个叫街亭的地方打了败仗，失去战略要地，使诸葛亮功亏一篑，只好退兵汉中。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挥泪斩马谡一段故事的源由，街亭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北部陇山西麓，汉代为街泉县地，又称街泉亭，为陇山的一个山口。
公元229年，诸葛亮派陈氏出阳平关，经略阳攻取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二郡，并在武都郡北建筑威城，以屏蔽二郡，使蜀国的疆域北边达到甘肃陇南。231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魏国命司马懿为大将军，迎击蜀军，双方相持于今天水市一带。蜀军粮草不济，主动退军，魏兵穷追，在今礼县、天水交界处被蜀军伏兵击败。但是这次出祁山之役又未获成功。公元234年，诸葛亮亲率大军越秦岭由斜谷北伐，不幸病势。诸葛亮死后，姜维遂掌军事大权。
姜维是天水羌族人。他利用自己在甘肃羌族中的威望，企图首先控制洮河流域的羌族地区，然后东进。公元240年，姜维曾率兵出陇西，兵至今甘肃、青海交界的河、湟、洮一带，被魏将郭淮击退。姜维的多次进兵均未成功。公元262年，姜维再次进兵洮西，又被魏镇西将军邓艾击破。，遂退兵沓中。这时蜀国的黄皓等想借机除掉姜维，姜维不敢回成都，只好屯田沓中。公元263年，邓艾占领阴平后，由阴平小道即今文县白水江谷地东南一带偷袭蜀军，直捣成都。蜀主刘禅投降，从此结束了蜀、魏对甘肃的争夺。

【隋炀帝西巡及甘肃经济的繁荣】

历史上，甘肃河西走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转和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商品要经过河西、新疆才能远销到大夏、安息、大秦、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外国商人也要经过这里才能将货物运抵长安。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而这时的河西较安定，外商纷纷改在河西贸易。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结束了300多年的纷乱混战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隋炀帝继位后，热中于沟通中西交通和贸易。公元607年，委派重臣、户部侍郎裴矩专驻张掖，主管外贸事宜。
公元609年3月，隋炀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肃，往返历时半年。中原王朝的皇帝亲巡河西地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6月，隋炀帝到张掖郡，登焉支山，会见了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者，并亲自主持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商品交易会，号称“万国博览会”。为了庆贺这次西巡取得的丰硕成果，隋炀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制成的服饰，焚香奏乐，歌舞欢呼。又令武威、张掖一带的男女百姓打扮好出来观看。几十里路上，车马填咽，难以通行。这时，正是隋朝的极盛时期。也充分表明当时甘肃经济及对外贸易的繁荣昌盛。
到了唐代，甘肃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葱岭以西，西域各国向唐朝称臣纳贡的使者不绝于途。河西成为国家对外开放贸易的重要基地。
由于政治环境的安定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中前期，特别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甘肃成为全国经济最富的地区之一。农业、纺织业及黄金生产、水利资源开发和利用等，在全国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就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 【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东行】

在13世纪70年代的元代时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地中海东岸东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越过中亚地区，经帕米尔、喀什、和田、罗布泊，到达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
元代甘肃从总体来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就马可·波罗目击所见，元代前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仍然优于甘肃中东部。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知，当时的沙洲（敦煌）“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当地祭祀特别重羊，他们相信在祈祷的过程中，羊的气味会被神吸收去。”祭司们“也可以分享到一份羊肉，如羊头、羊脚、羊肠和羊皮等。”肃州（酒泉）“境内有不少城镇和城堡”，“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到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人们“以当地出产的果实和家畜的肉为食品，也不从事经商。”甘州（张掖）人民大部分信佛教，“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寺院壮丽，僧侣众多。西凉州（武威），人们将野牦牛驯化，“有些已变成家畜，它们和一般的母牛交配，生下的小犊，成为很高贵的动物。比任何其它品种的牛，都更耐劳。这完全是一种新品种，活泼有力，比普通的牛，更能驮载较重的东西，工作效率提高两倍以上。”同时“又出产最优良和价值最高的麝香。”“当地的居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谷物十分丰富。”这些都是社会经济生产较为安定和发展的反映。
其实，宋至元末，是甘肃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那时，虽然在宋、夏时期，甘肃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到了元朝时，甘肃经济的迟滞就尤为显著了。人民除被杀掠，多逃亡流徙。在甘肃中西部一带，许多田地荒芜，道馑相望，有些州县成为空城。甘肃东部也被严重屠掠。元末，甘肃饥荒更为严重，人民死亡流离。至明朝初年，土地大部荒芜无人耕种，社会经济生活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业】

明清时期，是甘肃的又一个大发展时期。明代的屯垦政策，对甘肃的社会经济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是对元代甘肃残破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为清代中前期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甘肃经济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为了恢复经济，清朝政府从顺治到乾隆皇帝，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垦荒。同时，清朝政府还在甘肃积极从事屯垦。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1766年，甘肃全省有耕地35万多顷，人口亦有大幅度增长。至1820年，甘肃人口已达1200余万，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19世纪70年代，在左宗棠及其部将赖长主持下，兰州制作局、甘肃织倪总局的创办，甘肃机器采金的拟办和若干种近代机器的试制，标志着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这是甘肃近代工业技术发展的重要篇章。
兰州制造局创办于1872年底，主要从事近代武器制造。当时已能生产“后膛螺丝大炮”、“轮架大炮”、“后膛七响炮”及各种枪、炮弹。从其产品看来，兰州制造局已具备了冶炼、铸造、锻压、车、刨、钻、镗等一系列近代工业生产的设备和技术人才。
甘肃织呢总局的兴办开始于1877年，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毛纺织工业。当时设厂的目的在于”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该局的机器购自德国，技术人员也从德国聘任。1880年9月16日正式开工，开始时可月产20匹呢。
此外，左宗棠还曾在甘肃拟办机器采金；其部将赖长还曾成功地在兰州试制灭火机和蒸汽动力的抽水机。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的若干近代机器工业，对甘肃后来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制作业、电力工业和毛纺织工业，都直接或间接的产生过影响。甘肃织呢局的部分机器直到抗战时期还在使用。制造局后发展为甘肃机器厂；织呢局的部分机器在民国后曾被用来发电，供地方当局公署照明使用，后经曲折变为兰州电厂。

【辛亥义举——秦州起义】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也波及到了甘肃。尽管清朝政府在甘肃的统治者曾派兵镇压省内各地的辛亥义举，但是无数爱国志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终于结束了清朝政府在甘肃的黑暗统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黄钺领导的秦州（今甘肃天水）起义。
黄钺，湖南宁乡人。戊戌变法后，因痛恨清室腐败而奔走革命。曾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并参与营救章太炎、黄兴等革命烈士。武昌起义前为推动西北革命，他利用其父黄万鹏的关系，来兰州任兵备处总办，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大同会。武昌起义爆发之际，黄钺得到甘肃提督的允许，赴天水募组“骁锐军”，伺机起义。当清军在关中一带围攻革命军的时刻，黄钺在天水地方革命志士2000余人的支持下，于辛亥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天水率部起义，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并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及四川、陕西各省，从而给西北的封建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
秦州起义也大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不少革命志士联名通电，支援秦州起义。但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部分果实，甘肃的封建官僚也乘机向秦州军政府发难。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临时军政府处境艰难，再加上黄钺本人对领导军政府信心不足，于是在1912年6月，宣布解散临时军政府，黄钺也随之离开甘肃回到湖南。至此，为时半年的秦州起义宣告结束。

【名震中外的陇东革命根据地】

陇东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春，刘志丹、写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来到甘肃的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第二年4月，刘志丹又率领红军300多人，来到位于华池县白马庙川的荔园堡，消灭了陕西军阀张廷芝的新兵营，赶走了盘踞南梁的民团队伍，帮助农民建立了秘密的村委会。11月，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之后，刘志丹又率四十二师来南梁，也就是位于甘肃华池县、合水县、陕西志丹县、甘泉县边界的乔山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政权，组建了合水、庆阳、保安3支游击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成立，张秀山任书记。接着，刘志丹主持在南梁堡召开了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任。从此，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又建立了安塞游击队，使根据地和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同时也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陕西、甘肃两省的军阀接踵围剿南梁根据地。在根据地人民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红二十六军广大指导员仅用了6天就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9月24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接着成立了华池县、赤安县两个县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庆北县和安塞县。
1934年12月，宁夏军阀马洪宾纠集其第三十五师，第二次“南梁”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陕甘苏维埃政府转移到洛河川延家湾一带领导反“围剿”斗争。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钳制了二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到10月份收复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联合发动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从此，在中央红军的支援下，肃清了根据地外围的敌人据点，使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军会师】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诞生了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3000多人，于1934年11月开始转移。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胡宗南部4个连后，经凤县西进入甘肃。8月3日，攻克两当县城后挥师北上，夜袭天水北关，接着又北渡渭河，克秦安，逼静宁。由于得不到党中央和红军一、四方面军的消息，决定前往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师。1935年9月7日，部队抵达陕北根据地，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境内活动1月零5天，行程1500余公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政府军，为红军长征的整体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越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于1935年9月初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北部的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会后，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克天险腊子口，打通了北上抗日的大门。9月18日，抵达哈达铺。从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中，党中央了解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遂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军约7000余人。
陕甘支队于9月27日抵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部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在岷县二郎山歼敌2000余人，接着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今临潭）、渭源、通渭四县。9月初，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到达哈达铺一带，解放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数座县城，占领了西和、礼县和陕西的凤县、略阳等县的广大乡村。9月30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会宁城，受到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的热烈欢迎。10月10日，两军在会宁召开了庆祝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在陇南的红二方面军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22日抵达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将台堡。
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力，标志着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的红军主力开始汇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甘肃境内行程3500余公里，占领了10余座县城及30余个县的部分乡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甘肃人民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

【两路军的悲壮历程】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在靖远奉命渡黄河西征。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正式同意已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的部队称西路军，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此后，2万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无粮草弹药补充、自然环境恶劣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路血战，开始了悲壮的历程。
河西走廊是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长期盘踞的重要基地。西路军渡河后，马步芳得蒋介石电令，狙击西路军。西路军首战吴家川，再捷一条山，歼死2000多人。打拉排后，于11月15日进抵古浪。在古浪城下血战3昼夜，虽歼敌2000余人，但红九军亦伤亡惨重。遂于17日夜绕开古浪，进军永昌县城。12月21日，红军战士与敌我激战3昼夜，歼敌2000余人。尔后，主动撤离永昌城。
永昌战役后，西路军以五军为前卫继续西进。12月下旬，红五军从山丹出发，进军临泽、高台，红九军进抵沙河堡，三十军进抵临泽县倪家营子。1937年元旦拂晓，红五军攻克高台。12日，敌军约20000余人开始围攻高台。红五军主力在城外抗击数日后，被迫退守城内。20日守军血战一昼夜，终因寡众悬殊、弹尽粮绝，高台失陷。守城红军3000余名将士、除少数幸免外，全部血撒疆场。
高台失陷后，驻守临泽的红军突出重围，集结于倪家营子，很快又遭到敌军重兵围攻。共军苦战一个多月，歼敌3800余人。2月21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再次陷入敌军包围之中，血战7昼夜，3月5日，由倪家营子再次突围。两天后，在临泽西南的三道柳沟恶战5天，伤亡严重。在掩护部队经梨园口向祁连山转移中，红九军几乎全军阵亡。3月14日，西路军在祁连山中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部队分散行动，保存有生力量，有战斗力的人员编为左右两个支队打游击。同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不久，西路军右支队因遭敌人的追击包围而溃散。左支队在祁连山中顽强奋战，3月23日收到中共中央电令后向新疆转移。部队在冰天雪地中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程，于4月16日走出了祁连山，这时部队只有900人左右。接着在王家围子、红柳园突破敌人重围后，于4月24日胜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5月1日，中共中央派代表从乌鲁木齐带领数十辆汽车、大批衣服、食物、药品和节日礼品，到星星峡迎接历经千难万险的西路军战士。
2万余名西路红军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赴后继，经过大小70余次战斗，毙敌2万余人。西路军7000将士血撒疆场，9000余人不幸被俘，其中5000人遭残害，还有1300多人流落在甘、青、新、宁一带。在中国和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解放兰州】

1949年8月26日，是兰州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头，宣告了古城兰州的新生。
8月19日，肩负扫除西北残敌重任的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陇原重镇天水、平凉之后，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兰州挺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马步芳在陇东溃败后，决心死守兰州，以阻止解放军西进。他在兰州城南马家山，营盘山、沈家岭、狗娃山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调集精锐部队沿黄河布防，妄图聚歼解放军于兰州外围。
20日，解放军对兰州外围各据点进行侦察性攻击。25日开始了正式攻击。从清晨到黄昏，解放军分别攻克了窦家山、马家山、三营子、沈家岭、狗娃山等敌人的重要阵地，将敌人压在兰州城内。这时，预伏在七里河以西的解放军也投入了战斗，26日清晨攻进兰州西关，控制了黄河铁桥，从而展开了夺取兰州城区的最后一战。上午11时，解放军过河攻占了白塔山。至此，兰州城完全解放。30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威武的入城式。从此，兰州回到了人民手中。甘肃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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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我们的家园——甘肃》
山东画报出版社 / 1998